２００３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，周某夫妻又请王家吃饭，这回周某把红包递给了王金良的儿子，说：“过年了，叔叔给你的压岁钱。”后来余某对办案人员说：“我和我儿子推辞了一阵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晚上回到家后，打开红包，里面装着１万元。”

    ２００４年初，王金良母亲去世，周某赶到王金良的诸暨老家给王金良母亲送行，送上５００１元钱的丧礼，余某又悉数收了起来。就这样，王金良先后１１次收受周某的贿赂人民币６．４万余元、美元４０００元。

    王某系嵊州某房地产公司老板。王金良在嵊州做组织部长时与之相识。２００５年王金良的妻子余某想买车，可又不想花自家的钱，便与王金良商量，能不能向王某借钱买车，王金良说：“你自己和他去说，买车借钱总应该说得出口。”于是，余某拨通了王某的电话，轻松“借”得２０万元。经法院确认，王金良先后三次从王某处收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２０．３万元、２０００欧元、５００英镑。

    在王金良担任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几年间，他还先后９次收受某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所送的２．３８万元人民币、２２００元美元、２０００欧元；先后６次收受浙江某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某钱物折合人民币２．９万元、美元１０００元；先后１０次收受某村党支部书记赵某所送３．５４万元；先后两次收受杜某、金某所送的６８００元；为曾任上虞市交通局局长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的张吉太的职务升迁帮忙，收取其托人所送的５０００元购物卡。

    作为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，王金良应该深知党纪国法，他的妻子余某作为一名中学教师，也理应懂得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家属所应遵守的操守，但面对物欲与金钱的诱惑，他们还是打开了思想上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    在接受调查时，余某后悔莫及：“王金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收受这些钱物肯定是违法的，而我作为他的家属，没有为他把好这一关，还参与其中。不仅葬送了他的前途，还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伤害，特别是影响到我儿子的健康成长，我现在非常后悔。” 

３只要他出面，什么事都好办

    俗话说：“吃了人家的嘴软，拿了人家的手短。”收了如此多的贿赂，王金良也自然少不了为这些人帮忙。王金良手中的权力渐渐成了那些行贿者为谋取私利而通关的一张“王牌”。

    就拿杭某来说，２００２年其公司一楼盘的规划许可证没有批下来，没有许可证，工程就不能开工，杭某便请王金良给有关单位打招呼。在王金良的直接关心下，杭某的项目得到了顺利审批。

    ２００４年，杭某又为一项目的税收问题找王金良，这个项目的税可以交到公司注册地上虞，也可以交到工程项目所在地绍兴市，杭某希望把税交到上虞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上虞市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后来经王金良“打招呼”，此事顺利办成。

    ２００４年，杭某公司的一些原股东对该公司的改制提出异议，认为杭某侵占了他们的股份，到省里去告状。后来，省里把有关信访件转至上虞市政府。杭某为此事请王金良帮忙，王金良便分别给上虞市委原书记任其良和原副市长张吉太打了招呼。

    ２００６年，杭某的公司要申报特级资质，浙江省建设厅和建设部都已经同意他的公司去申报，但绍兴市的有关部门却没有把有关材料报上去，杭某为此又找到王金良。王金良亲自出面，为杭某的公司成功申报特级资质立下了“汗马功劳”。

    纵观行贿人的行贿意图，行贿人看中的都是王金良“组织部长”的这块“金”字招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