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辨证的观点，且不论孰大孰小，米价暴涨依然可算是有好有坏。坏的一面是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，推高了CPI指数，加剧了通货膨胀；而好的一面呢，通常被归结为增加了农民收入，乃至平抑了城乡贫富差距云云。依常理而言，事情确实应当如此——米价上涨，种粮农民应该是主要受益者之一。可28日晚的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节目，却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。

米价高涨的当下，在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，当地的一些农民却仍然在为卖稻谷发愁。发愁是因为稻谷卖不了好价：去年天公作美，稻谷收成好，每亩大概能收获900多斤稻谷，由于农资、化肥、人工在2007年不断上涨，每亩种粮成本得500元左右，如果稻谷卖7毛钱一斤的话，自己辛辛苦苦一年下来，根本挣不了多少钱，如果价格再低，还会赔钱。事实上，更多没有仓储条件的农民连发愁的资格都没有，而只能贱卖自己的粮食。

应该认识到，米价暴涨之下，却依旧谷贱伤农，不仅是很不正常的市场乱象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行循环的开始。米价之所以暴涨，在本质上是因为粮食供应紧张；而谷贱伤农势必更加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，特别是米价高企下的谷贱伤农已经完全扭曲了市场信号的正常传递，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失灵必然愈发加剧粮食供应的紧张。

导致米价暴涨却依旧谷贱伤农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究其重要的两点，应该是政府服务的缺位和运能组织的不足。政府对粮农的应有服务，绝不只是制定一个最低收购价就完了；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，也绝不只是制定和落实种粮直补政策。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，关键在于让农民辛苦种得的粮食不愁销路并且能够获得应有的收益；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关键又在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粮食流通体制。

显然，运能组织严重不足是农民不能从米价高涨中获益的一个关键“瓶颈”。为解南方粮荒，中央前不久下令铁老大必须在60天内从东北向南方抢运1000万吨大米。但这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紧急“政治抢运”，在常态的情况下却依然是大部分的东北大米根本无法及时运出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配发车皮早已成为一个暴利的寻租机会，网上甚至有粮商举报“拿到一节车皮得另给5000元通关费”。

为缓解供需矛盾，农业部建议企业海外租地种粮食（4月29日《北京晨报》）。且不说把国家的粮食安全建立在别人的土地上是否可行，不去首先拯救国内那大量被撂荒的良田，本身恐怕也是一种失职。舍近求远，更是不符合基本的经济常识。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永远是最为根本的粮食安全保证；而疏通粮食流通体制，是当下最为迫切的市场需要。因为，当分散的农民遭遇垄断的铁路，无论是天公作美增产，还是国际粮价大涨，都会失却应有的收入增加意义。